十九又一場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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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場風波，又一場動盪。他説兩個小時後，讓我到他屋子裏去找他…

他是來向高福海報告，有幾十名退伍軍人正聚集在朱副場長和李副場長那兒，好像又在醖釀什麼新的行動。黑早起霧的時候，小分隊隊員張建國，孟在軍向韓起科報告了這個情況。他才匆匆撇下我，騎馬離去核實這個情況。小分隊隊員並沒徹底斷絕了跟韓起科的來往。沒有。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與韓起科保持着密切來往，一部分人仍據韓起科的安排，用各種方法暗中“監視”朱、李等人，並且隨時把所得的最新情況，報告給韓起科。

韓起科對朱、李、趙等這幾位“老同志”一直懷着一種天生的不信任。他看不慣他們在高福海面前那種唯唯諾諾的模樣。比如，開全場幹部大會，高福海上下主席台，朱副場長總要不失時機地上前去攙扶那麼一把，以在眾人面前表示自己對高場長的恭敬和謙卑。但這位朱副場長的年紀比高福海還要大好幾歲，身體又比高福海虛弱得多，這麼去攙扶，總讓韓起科心裏產生一陣陣説不清的酥麻。而那位李副場長身邊卻老帶着本子和筆，只要高福海張嘴，不管説啥，他都會立馬掏出本子來，很虔誠地做記錄，搞得高福海自己都渾身不得勁，好幾次笑着勸阻他:“你幹嗎呢，我一張嘴你就往本子上記，想秋後算賬呢？”但實際上，有好幾回，韓起科發現這位李副場長在背後跟人一起悄悄地嘲笑高福海做出的某些決定。而那位趙大疤同志，是他們三人中最年輕的，也是讓韓起科真正到“可怕”的一個人。趙大疤被下放到岡古拉來之前，曾有個非常文氣的名字，叫“趙邦翼”這名字是他曾祖父留下的。曾祖父是清末秀才，志在仕途，國運中衰，無奈經商，一生鬱郁不得志。讓他最為鬱悶的是，考察了家門後續的兩代子孫，覺得裏頭沒有一個能代他實現治國平天下的鴻鵠之志，臨終前，留下這麼一個“邦翼”的名字，叮囑，在重孫一輩中，如有有志者，當以此名冠之，揚家風。在重孫一輩中，趙大疤最聰明，最能幹，眼光最遠大，也最有抱負，顯得最有曾祖的遺風。這名字因此就落到了趙大疤的頭上。大學只上了三年，他就修完了五年的課程，提前留校當了“政治輔導員”一腔熱血，滿懷情，不幸在一九五七年卻被定為中右分子。下放勞動。他也是主動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驗和鍛鍊，經過反覆申請，才被批准來到岡古拉。動身前，他到派出所要求改名。一是表示從思想上跟封建家庭劃清界線，再是表示要永遠記住這次所犯的錯誤在自己心靈上剜出的這一塊“傷疤”同時也表示自己這一輩子要認真向勞動人民看齊，向勞動人民靠攏，決心起用這麼一個極富勞動人民氣息的名字——趙大疤。據趙光説，他父親原先很怕見血，家裏殺雞宰羊，都不願靠前站。但自從得知高場長特別喜歡打獵，特別喜歡身邊的人陪着他一起去打獵後，就下決心學會了開槍殺生。他原先不喜歡喝酒打牌串門，也學會了喝酒打牌串門。他原先極討厭上市場跟人討價還價，但看到在岡古拉，只有搞供銷工作才有可能經常上外頭去出差，去接觸外頭的社會，他便下決心學會了進貨採購壓價哄抬拖欠轉賬中介回扣等等那一套為過去的他極為痛恨的處世手段，並很快通了這一套。在小分隊成立前，他幾乎成了高福海身邊完全離不開的一個人，一個事事時時都能給高福海出點子的人，而且能把點子出到高福海心坎兒上的人。韓起科知道，高福海在用人問題上難。他也想使用那種歷史上既沒“污點”又特別能幹肯幹的人。但是，這樣的人在岡古拉比較少。也就是説，這樣的幹部往往派不到岡古拉這樣的地方來。為此他苦惱多年。後來他又真切地到，自身條件越是優越的幹部，就越難以把握，難以控制。久而久之，造成了他這樣一個習慣，這樣一個病，這樣一個傾向，一個“嗜好”:偏愛使用犯過錯誤的幹部。這樣的人頭上有“辮子”好“控制”也好“收拾”就像多年來在荒原上傳的一句話説:勞改員比勞教員好管，勞教人員比新生員好管。新生人員比盲人員好管。盲人員比支邊青年好管。支邊青年比知識青年好管。知識青年比轉業軍人好管。而轉業軍人中“頭最難剃”的正是那種同時擁有三塊“金牌”的人。這三塊“金牌”是:貧下中農，共產黨員，轉業軍人。這一號人最“傲氣”

…

韓起科早就覺出對朱李趙要“小心提防”但説不出什麼特別真切的理由。他曾經多次單獨跟高福海彙報過自己的這種覺。但每次都遭到高福海的嚴厲斥責和警告。一直到最近終於發生“密告事件”他才悟出，自己的擔心，就是某種無法排除的預。這預告訴他，這幾位“老同志”總有一天要“背叛”高場長，背叛岡古拉。他們的心從來也沒真正安在了岡古拉這塊土地上，也不可能安在這樣一塊土地上。更讓他憂慮焦心的是，在發生了“向上密告”這樣一種嚴重的事情後，高場長為什麼還不能認識到這三個人的“真面目”？他一貫明強悍能幹。現在怎麼會糊到這等地步了呢？難道他真的有些“不正常”了？韓起科不信。在接到建國和在軍的報告，得知朱副場長家裏突然又聚集了幾十人，在“密謀”什麼以後，他覺得最後説服高場長的好機會到了，便擺多來難免的沮喪，立即振作起來，推遲了跟我的談話，策馬趕去朱家，在親眼看到朱副場長家門前的林帶裏栓着那麼多匹馬、存放着那麼多輛自行車，還有一些驢車後，便趕緊向高家跑來。

“你怎麼知道這些人一定是退伍軍人？”高福海在聽了韓起科的報告後，想了想，問“你親眼看到他們進了朱副場長家的門了？”

“這時候除了退伍軍人，還有誰會幾十人一起湧到他家去説事？”韓起科急切地答道“門外林帶裏栓着十來匹馬，扔着不少輛自行車，還有驢車什麼的。這陣勢明擺着哩。”

“自行車？”高福海擰起眉問。

“有十來輛哩。”

“新車，還是舊車？”

“大都是舊車。”

“那就是了！如果是自行車，還是舊車，就更不可能了。你這顆稀鬆腦袋！怎麼不想想，那夥退伍軍人買過自行車沒有？！而且還是舊車！”

“…”讓高福海這麼一反問，韓起科還真讓他問住了。是啊，自打退伍軍人到岡古拉的那一天起，他一直帶着小分隊負責他們的安置和轉移，從來沒見過他們有自行車。誰會萬里迢迢帶一輛自行車上岡古拉來呢？即便是剛置辦的，也應該是新車，怎麼可能都是舊車呢？蹊蹺！

“那能是誰呢？好幾十人哩。要不是那夥退伍軍人，那…這事情就更復雜了。”韓起科不好意思地喃喃道。

“…”高福海往木圈椅的靠背上一仰，略略地嘆出一口氣，輕輕地追問道“真有那麼多的馬和自行車，還有驢子車？”

“這，肯定沒錯。我親眼見着的…”韓起科忙答應。

“…”高福海不作聲了。他閉上眼睛，重地呼，緊張地思考着。從韓起科報告的情況看，有幾十人在朱家聚會，這顯然是毋庸置疑的了。雖然現在一時還鬧不清這些人到底是些什麼人，但有那麼多人在一個副場長家聚會，而他作為一場之主，事先居然沒有得到一點消息。事先、事中，朱也沒來做任何報告，這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説，都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允許的。尤其是在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後，整個岡古拉的局勢已經變得十分脆弱了。恐怕再經受不住這樣一次新的騷動了。

自己近來做事是不是顯得過於軟弱了些？對朱、李、趙他們是不是也過於顯得委曲求全了些？也許更不該一時衝動，把起科和小分隊都收拾了，反而使朱、李、趙他們覺得既有可能、也有必要跟他“得寸進尺”了？

“但不這麼做，我又能怎麼做呢？幾十年了，什麼辦法都試過了。我還能怎麼着？”高福海呆坐着，緊張地默想着。

“是的，我有許多可數落的地方。但是，我把自己整個兒地都搭進去了。他們真的就一點都沒看到這一點？他們到底想把我怎麼着？他們還以為自己真的能把我怎麼着？”想到這裏，他不住地咬住牙關，恨恨地哼了哼。如果不是小哈向他透了“三五零八”會議的情況，讓他得知，這一回省地縣三級領導都下了決心，一定要解決他這個“岡古拉問題”使他第一次真正到那種“命運危機”他大概還不會在朱、李、趙等人的“背叛”面前，表現得如此軟弱和遷就。他知道韓起科這個狗娃娃對他這種關鍵時刻的“軟弱”和“遷就”十分的不滿。但他一個十幾歲的狗娃娃，又懂得多少政治？幾十年來，各種辦法他都試過了，岡古拉才勉強維持到今天。起科這孩子是單純的，堅定的，但在這關鍵時刻，只有單純和堅定，又能管啥用？他只希望他別再給他添亂。但他已經覺到，韓起科心中的那點“不滿”正在走向失控。一個失控後的岡古拉娃娃，也許更可怕。他必須在他完全失控前，先擺平了它。然後再伺機慢慢收拾朱、李、趙等人。朱、李、趙等人也真夠惡的了，放出這樣一種輿論，説我高福海“神不正常”我難道真的不正常了？我不正常？我為什麼也要這樣去追問自己？難道我真的也覺到自己有些…有些…不正常了？我居然還跟顧卓羣這麼個年輕人去面對面地討論這事兒…而這小子居然跟我玩了個掉包計，換掉經我批准審閲的報告，夾進私貨，向上密報我“神不正常”我居然還要如此和氣地把他找來説事兒。我真昏了頭了？一點都把握不住自己了？這真是雪崩前的預兆？那種有如塌了大半邊天的雪崩，跟放大了一萬倍的妖魔似的，從嵬嵬羣峯之巔，嘯叫着翻滾着震動着，張開一千萬只雲遮霧罩的翅膀，以沒一切碾碎一切摧毀一切裹脅一切的威勢，直撲下來。

哦，我的岡古拉…

想到這兒，高福海略略張開一點眼縫，偏過一點頭去，情不自地從窗户子裏向外瞅去。西沉的陽光這時已經顯得非常非常稀薄，又非常非常寡淡了。高坡上的那片白楊林也急速地躲進灰暗中。彷彿有個正在空中移動的巨人，把眼前的一切，一點一點地都收進了他那隻黑布舊袋袋子裏…

這時，張建國和孟在軍氣吁吁地跑了進來。他倆是奉韓起科之命去朱副場長家進一步探聽虛實的。兩人進得屋來，見高福海臉鐵青，現場氣氛不是一般的緊張，剛張了張嘴，又把已經到了嘴邊的話趕緊嚥了下去。

“有啥話，快説。”高福海厲聲催促。

“我…我們…想跟起科説…説一點事兒…”孟在軍結巴道。

“有啥，就在這兒説吧。當着高場長面説。”韓起科示意道。

“你們最後搞清那羣人是啥人了嗎？”

“搞清了。那羣人既不是退伍軍人，也不是咱本場的老職工和連隊幹部。是一夥知青…”張建國和孟在軍最後報告道。

“知青？”韓起科一驚。高福海頓時也吃了一驚。當時省裏各地的知青都在鬧返城。岡古拉和哈拉努裏地段偏僻，人心相對也遲鈍一些，這地區的一萬多名知青和支邊青年，暫時還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動靜。雖説動靜不大，但高福海一直為這事提心吊膽着，覺得這場風波的到來總是遲早的事。

“聽説，出面聯絡這羣知青和支邊青年來開會的是朱副場長的兒子和李副場長的閨女。”建國和在軍兩人匆匆補充道。這兩位副場長的子女當年並沒有跟着受處分的爸爸一起來岡古拉，而是跟着他們的母親，分別留在了北京和省城。後來“文化大革命”要求所有的學生，不管是大學的，還是中學的，畢業了，都得到農村，到艱苦的地方去接受“再教育”他倆一想，去哪兒不是去，岡古拉畢竟還有當副場長的父親做依靠，便紅旗招展地跟着其他那些知青一起，來到了岡古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