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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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我所在的華為美國研究院解散了。由於美國對華為的打壓與全面封鎖，總部決定將成立剛剛一年多的華為美國研究院搬遷到加拿大。搬到加拿大涉及到諸多前期工作，如總部選擇、辦公地點租賃、地方政府許可等等前期工作，都由國際部的行政部門具體負責，我這個院長反而沒什麼太多的事。我負責籌建美國研究院時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似乎是一夜白了頭，可是剛剛才運營一年多，就被迫遷往他鄉。老闆決定給我一個月的假期，讓我回國好好休息。

我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82年南大數學系畢業後，父親利用關係讓學校公派我前往美國北卡州立大學（northcarolinastateuniversity）深造。

碩士畢業的那年，我對前途一片渺茫，我不知道是該回國工作還是繼續攻讀博士。

後來父親來過一封信，大致內容是希望我繼續攻讀博士，並隱晦地提出希望我將來能在美國留下來工作，至於公派之後的遺留問題由他來處理，因為當時南大的一個副校長是父親的同學。父親被文革搞怕了，儘管沒受到多少迫害，但內心總是有點忐忑不安，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有一片美好的未來。

其實在收到父親來信之前，我已打算回國。倒不是因為我有多愛國，而是因為沒想好讀什麼專業的博士，推薦信也沒準備，加之公派的時間也到了，就包包紮扎準備回國，甚至房租都只付到當月的月底。接到父親的來信之後，我則更加焦慮了，父親不建議我回國，可我又如何申請博士呢？

那天我在超市裡買了一些牛、麵包、果汁、雞蛋、蔬菜等等一大堆東西。

既然不回國，先把生計解決好，再考慮讀博士的事。

剛出超市，前面一個個子高高的老頭也拎著兩個大袋子，歪歪扭扭的要過馬路。不知道什麼回事，那個老頭被拌了一下，直地就摔倒在地上。我嚇了一跳，丟下手中的食品袋，趕緊跑過去扶起老頭。（那時不知道後來的彭宇案，義無反顧地跑上前去。）哪知老頭竟暈倒在地，不能說話了。我父親是醫學院臨醫學教授，重點是心血管疾病。我一看，就擔心老人是不是有高血壓，急遽摔倒可能導致的腦出血。我稍稍抱起老人肩部，趕緊向旁邊的行人呼救。很快911來了，我陪著把老人送進了icu.老人無法說話，我只好充任了老人的親屬，負責醫療相關的一切事宜，甚至刷了信用卡做擔保。父親從小就教育我救死扶傷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人最應該做的事，這句話時時刻刻牢記在我的心頭。

經過icu近6小時的搶救，老人終於醒來了。主治醫生對我說，老人是輕度的腦梗引發的腦出血但出血量不大，幸虧搶救及時，經過手術之後，預後較為樂觀。

在老人（老人其實歲數不大，大概60歲左右，白人往往看上去比黃種人老不少）病前，老人給我寫下了孩子的聯繫方式，我很快找到了他的家人。經過三週的休息，老人順利康復出院。我那時反正也沒事，每天除了寫自薦信、找導師寫推薦信、聯繫大學申請博士外，就到醫院去看望看望老人，陪他聊聊天。臨出院前，老人看到了我手中寫的自薦信，就問我，今後是不是想去讀博士？其時他已經知道我剛剛碩士畢業。我就把父親來信的想法給老人說了一下。老人大概也對中國的文革略知一二，沉了一下說:"要不，你到杜克大學（dukeuniversity）讀博士吧？"我說:"我很想，可是我不認識任何人，而且杜克是名校，我擔心申請不上。

"老人和藹地笑了笑說:"年輕人，我看好你，你有一顆善良博愛的心，你的未來一定會美好的。我已經給你寫好推薦信了，你現在回去就好好準備，9月份開學的時候，直接去杜克大學計算機系報道。"9月份，當我懷揣著老人的推薦信踏進杜克大學的時候才知道，老人原來是杜克大學計算機系主任，後來老人就成了我的博士生導師。再後來，老人因為自己的學術成就和道德水準，榮任杜克大學校長。作為老人著力栽培的得意門生，我博士畢業後被老人直接推薦去了intel，其時片設計部門的老闆是老人的學生。經過不懈的努力，我後來成為了intel的首席科學家。由於是公派出國，我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敢回國，擔心學校為這事找我的麻煩，回去了就回不來了，儘管父親幫我已經擺平這件事。後來我在美國拿到了綠卡、護照，娶生子，生活穩定。隨著我在科研上的成就越來越高，多年沒有聯繫的母校主動邀請回國參加學術。由於美國對片技術的限制，每次回國，我的電腦和手機都會被fbi臨時沒收，並給我提供新的電腦和手機。儘管如此，我還是恪守一個職業經理人的道德水準，沒有將企業的核心和前沿的技術予以透，但即使這樣，我講述的很多內容在國內仍然受到熱烈的歡，中國在片設計和製造方面實在是太落後了。

2016年，相愛多年同在intel工作的子罹患抑鬱症跳樓離我而去，斬斷了我對intel的最後一絲掛念，我決定離開了工作近三十年的intel，投入華為懷抱，幫助華為籌建美國研究院。一方面是我發現，我現在儘管在intel身居要職，但開始越來越難以接觸到最核心的機密，因為美國對中國技術封鎖越來越嚴格，尤其是特朗普上臺之後，連我們這些已經拿到美國護照、在美生活多年的能夠接觸到美國最新技術的華人都被納入到管控範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華為給我開出了遠高於intel的年薪，我覺得是時候用我的經驗、技術，為華為的片設計做點貢獻了，也算是間接為祖國做點貢獻吧，畢竟那是生我養我的地方。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華為美國研究院在硅谷投入運營，但現在就要搬遷到加拿大去了，我則帶著一個月的假條回到了中國。孩子們都大學畢業工作了，我決定隻身一人回國。

父親和母親已經退休在家，在鄉下買了一塊宅基地和一片小院子。父親是醫學院教授，平時沒事幹的時候就給周圍鄰居提供提供疾病諮詢和養老保健；母親原來是林業大學教授，小院子裡自然是花團錦簇，瓜果蔬菜，一應俱全，周圍鄰居遇到種植上的問題也都來問問母親。所以，父母親退休之後，倒也忙得不亦樂乎。

回家的第二天，父親和我說:"小勇，我和你母親最近想去當年我們下方的地方看一看，我們離開那已經四十年了。"我略一琢磨，知道了父親的心思。父親現在年事已高，去無多，去那兒回憶回憶當年風華正茂指點江山時奮鬥過的地方，也算是對這段歷史一個代吧。

我說:"好！"

"不要驚動任何人，我們悄悄地去吧。"父親叮囑了一下。

第二天一早我開著車，帶著父母一路向北，去重拾四十年前的記憶。

"五七"幹校，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據澤東《五七指示》神興辦的農場，是集中容納中國黨政機關幹部、科研文教部門的知識分子，對他們進行勞動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1968年，黑龍江柳河干校命名為"五七幹校"，成為中國第一個以此命名的幹校。"幹校"是"幹部學校"的簡稱，實際上是"變相勞改"的場所。1979年2月"五七"幹校停辦。

不到十點，我們就到了離南京差不多近200公里的蘇北五七幹校。如今鄉下已經是柏油路、水泥路四通八達，但大片的農田、綠油油的農作物依然不改四十年前的模樣。離開國道不到十公里，我們就進入了一片林場，中間是窄窄的通道。

父親突然興奮地說:"看，這些樹，還是我當年參與種植的呢。"母親也說:"嗯，是啊，那些地都是在我的指導下實現開荒種植，第二年就結出了果實的。"父親母親一路興奮地指著這片地，回憶那片樹，不停地談著。等到穿過這片樹林，拐過彎，越過一座石橋的時候，父親說:"兒子，停下來，我和你母親慢慢走過去吧。這座橋也是我們當年參與修建的，過了這座橋不到一公里，就到了五七幹校了，你去前面等我們吧。"父親和母親相互攙扶著，沿著窄窄的水泥路面慢慢向前走。我開著車一路向前，前面不到500米，我看到了一個丁字路口，正面一個大大的石頭標識牌:五七幹校舊址（左拐500米），紅戰校舊址（右拐500米）。（紅戰校是紅衛兵戰鬥學校的簡稱）。猛然間，我想起了紅戰校的那一年多的學習經歷，鬼使神差我直接右拐去了。

紅戰校如今已經變成了一所職業技術高中，依稀保留著當時的模樣，那條當初將學校分為南北兩個校區（高中和初中校區）的河依然在淌著。驅車沿著河邊道路，很快就進入了學校。學校四周已經建成了圍牆，分佈著教學樓、實驗樓、辦公樓、大會堂等等，可惜這些建築已經是全新的了。沿著學校中心的一條道向北，我來到了最北面靠近河邊，往右拐，終於我看到了一排平房。天了，那是悉得不能再悉的平房。紅的磚瓦、綠的門框、原木的木門，一個一個的房間，當年就是我們初中老師們住的單身宿舍。沿著平房一直往前走，走到了最邊上，我終於看到了我魂牽夢繞很多年的地方。多少次夢裡，我曾經依稀來到這裡，看到了我最最親愛的孟老師。她笑著看著我，手裡拿著教案，微風吹亂她額前一縷長髮，她優雅地伸出纖細的手指捋了捋。可當我動地伸出雙手去擁抱她的時候，她卻倏忽不見了。

我看著鎖住的門，上面已是破敗不堪；鎖頭已經生鏽許多，不知道能不能打開；我抵近窗戶，斑駁的窗戶上面的玻璃已經沾滿了灰塵，似乎在訴說著過去，房間裡什麼都看不清。突然，我看到了窗條上繫著的一紅繩子，由於歲月久遠，紅繩子幾乎腿了顏，但能依稀看到當年紅的底子。我猛地想起，這是我和孟老師的一個約定:今後，如果她有機會離開了這所學校，離開這個地方，再也不回來的時候，她在臨行前一定會在窗條上系一紅繩子，並扎得緊緊的。有一天我學成歸來還來看她的話，如果看到了紅繩子，一定要去找她，因為她永遠忘不了我。

我一個勁步衝上前去，伸出手指，慢慢解開這段紅繩子。可經過這麼多年的風吹曬，繩子已經脆了。我還沒解開扣，繩子就融化在我的手掌中，一陣風吹來，紅繩子近乎風化的碎片隨風飄蕩開來，糊了我的雙眼。在淚眼朦朧中，我依稀回到了1976年的夏天。

那年夏天，經過父親的斡旋，我和姐姐從南京來到了父親和母親所在的五七幹校，一家人經過多年的分散終於團圓。父親和母親被認為是知識分子臭老九，1972年就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順便說一下臭老九的來歷:"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可見讀書人排在第九位。而"文革"中，知識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故稱知識分子為臭老九，含有對知識分子的蔑視和厭惡，那時多宣傳知識無用論，費了近兩代人的青。）父親和母親來到"五七"幹校之後，剛開始還要參加勞動。可沒幾天，他倆的專長就得到了發揮。據父親回憶說，他到幹校不久，幹校校長的兒媳婦在家裡臨產，來不及去醫院，我父親這個臨醫學老教授臨時充當了一回婦產科醫生，順利安全幫助校長抱到了孫子。校長自此對父親另眼相看，父親除了週參加一些必要的種樹、修橋的勞動外，就成了幹校衛生所的專職醫生，一方面幫助幹校的赤腳醫生（注:赤腳醫生，是上世紀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開始出現的名詞，指沒有固定編制，一般經鄉村或基層政府批准和指派的有一定醫療知識和能力的醫護人員。他們的特點是:亦農亦醫，農忙時務農，農閒時行醫，或是白天務農，晚上送醫送藥的農村基層兼職醫療人員。）上課，提高他們的醫療水平；另一方面，也給一些在這裡改造的老幹部、老知識分子看病，當然父親也成了幹校領導的御用醫生。那時雖然全國都在鼓吹知識無用論，但人食五穀雜糧，哪有不生病的？當地淳樸的老百姓對父親這樣的醫學院教授甚是尊敬。而母親因為是農學院教授，很快帶領鄉親們開荒種地，指導農民們如何種植提高產量，得到了幹校領導和老百姓的認可。自此，父親和母親在幹校混得還算不錯，和校長私教甚好。他們除了勞動工作外，校長還定期給他們送點內部的參考書，一些下放改造的老教授也會給父親母親一些他們偷偷帶來的書籍，讓我有機會能看到大部分孩子看不到的文學、歷史作品，甚至一些內部翻譯的參考資料。自此，我的骨子裡種上了善良的基因。

1976年過後，經過父親和幹校校長多次溝通，幹校校長終於和臨近的紅戰校校長談妥，暑假我和姐姐就可以來到幹校和父母一起生活，開學後分別去紅戰校借讀初三和高二。

那年暑假，我在幹校沒啥事，就天天讀各種各樣的歷史、文學作品，包括四大名著，外國文學作品主要是前蘇聯的、法國、英國的作品。儘管我喜歡讀文學作品，但後來讀大學的時候，我仍然選修了數學，因為那時的論調就是"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還有一個論調就是: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照樣是接班人。我的英語嚴格意義上是到美國之後才開始學的，到現在口音都很重。

8月31，我和姐姐前去學校報道，領到了課本。回到家，父親認認真真用舊畫報紙給我們仔細包了書皮，關鍵是要在封面處還要摺疊成兩個直角，這一包就是一晚上。不像現在，直接買塑料封套，幾分鐘全部搞掂。速度快了，卻少了一份對書本、對知識的尊重。

9月1開學第一天，我竟然意外遲到了。母親一早去地裡指導農民種地（自己是不用幹活的），父親也隨著去鍛鍊鍛鍊身體，幫我和姐設置好了鬧鐘，可惜鬧鐘不知道啥原因沒響。等我氣吁吁跑進教室時，第一堂語文課已經開始快十分鐘。

在教室門口喊了聲報告，站在講臺上的語文老師轉頭看了我一眼。從老師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威嚴，但純潔的目光，緻的五官，凹凸的身材，配上乾淨的黑布鞋，尤其是一齊肩的黑辮子。我看到孟老師的第一眼，終身難忘。